581、651、714、863、921……一组神秘数字，串起50年发展历程；两代航天专家，共话空间应用未来。2020年4月23日，在第五个航天日暨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到来之际，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直播活动，邀请两代三位空间应用专家畅谈航天与空间应用50年发展历程并展望空间站发展未来。 

　　潘厚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曾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副主任兼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副总指挥。 

　　张玉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原总体主任设计师，曾参与曙光号论证任务。 

　　张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运行与管理支持中心应用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主持我国载人空间站首批科学与应用任务论证 

　　潘厚任研究员先讲述了东方红一号从581到651的故事。他介绍说，581实际上是一个代号，1958年5月份，当时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当时中国科学院积极响应主席这个号召。在1958年8月份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581组，组长是钱老，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先生，和卫一清书记。那么，581就是58年成立的，当时中国的第一号任务。 

　　后来，581任务因国家经济困难暂缓。到了1964年，火箭研制得到突破。潘老说，赵九章在1964年12月27日就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就可以，卫生可以重新开始立项，上马了。到了65年1月份，钱老也给中央写信，也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可以把卫星攻坚赶紧搞起来，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1965年就中央同意了两位专家的建议，就开始就立了651任务，651是这么来的，1965年1月份政治立项，是1965年第一号任务。 

　　1965年10-11月，在友谊宾馆开了一个全国性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方案论证会议，大家白天开会，晚上计算。潘老感慨地说：这是我这一辈子参加的最长的一个会议。最终，大家定下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目标，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潘老说，各个国家的第一颗卫星基本上都是政治意义更大，可是我要说我们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技术含量还是不低的。第一，我们的长征一号火箭一次成功把173千克重的送到轨道上，前面四个国家卫星的重量加起来都没有它重。另外，在钱老的带领下，我们依靠火箭实现了看得见的目标。第二个温控，我们的温控系统是非常成功的。日本第一颗卫星在上面转到第二圈时候温度高到60度，仪器不能正常工作了，烧坏了，但我们的温控系统是非常好的。另外，东方红卫星设计成球星，就是为了它在太空飞行的时候，它的弹道截面基本上变化不大。这样我们可以根据对卫星的跟踪演算大气密度跟它的变化，所以不用探测器也可以完成像这样的一些任务。所以当时搞这个卫星国家花钱不容易，大家动了充分的脑子怎么把它发挥到极致。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的同时，飞船研制的建议也提上了日程。张玉涵研究员介绍说，1970年7月14日，毛主席批准了飞船的研制计划，所以定名为714工程。而遗憾未能参加东方红任务的他参与了飞船遥控系统的方案论证。尽管714工程后来因经济政治等因素暂停，但张玉涵和地面支持系统，天上的仪器系统以及宇航员选拔等支持系统的工作人员一样，开展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这些成果我觉得都为后来我们的返回式卫星以及重起载人航天论证提供了基础。 

　　1984年，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战的计划，在世界各国引起广泛关注。潘老介绍说，王大珩先生是一个战略家，他看这个星球大战的计划以后，他就组织第二技术科学部搞光学的，搞电子的，搞半导体，搞空间科学的进行论证。后来王大珩先生就专门跟邓小平同志写信，并请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三位院士联合签名，分析了一下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意义以及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措施。1986年3月3日交上去，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就批复了，一下子就批了100个亿。 

　　潘老认为863的意义是留住了一部分人，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因为当时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所以那个时候有这么一笔钱，那是当时的领导战略眼光，把一部分人就留下来了，搞这个研究。我认为这个是历史意义来说，它是一个战略措施。” 潘老说：“我们国家很多事情搞得那么好，一个是科学家的远见，加上领导的果断决策配合起来才行。” 

　　潘老说，在863计划的航天项目中，有一部分钱就用来做了载人航天的预研经费。1992年1月份，中央决定要载人航天的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到了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正式确定要上载人航天工程立项。所以，就有了载人航天工程921这个代号。” 

　　载人航天工程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并设立的七大系统。其中空间应用排在第二位，中科院专门成立了空间应用总体部。对此，潘老说，当时中央很重视，就是这个除了突破载人航天技术更要的是开展应用。后来跟随潘老到中科院空间应用总体部的张玉涵老师介绍了空间站一期开站空间应用的情况。他说，一期应用工程的一共是12个分系统，包括了对地观测，包括了空间生命科学，以及生物技术，空间材料，还有微重力流体物理等等，还建立一个地面应用中心。他强调，载人航天的一期工程，在我们国家的空间科学方面发挥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对我们国家的空间科学与空间技术带来了跨越式的发展。其中，特别成功的是空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项目，我们成功率超过了80%，奠定了我们国家空间生命科学的发展的基础，而且也在国际上赢得了空间生命科学的发言权和地位。 

　　张伟主任介绍了空间实验室任务阶段的任务，他说，在这一阶段开展了非常系统性的研究，包括生命、流体、材料、基础物理等领域的研究。比如我们在天宫二号上面实现了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循环。天宫二号上的冷原子钟达到了误差3000万年小于一秒。神舟八号上还开展了中德合作的生物培养箱项目，非常成功。他说，实际上从载人航天第二阶段开始，我们已经走向开放，面向世界的科学家进行开放。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国载人空间站，张伟主任介绍说，空间站上科学研究覆盖了我们整个空间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生命、流体，包括外头的天文观测，地球观测，人体科学研究还有应用新技术的研究，方面非常广。空间站上的三个舱段内都部署了各类实验柜，具备了非常完备的专业研究设施。此外，舱外还有暴露平台，可以安装大量的载荷，开展天文观测、地球观测、空间物理及空间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而对于究竟什么样的项目才能到太空？张伟主任介绍说，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空间站用好。所以对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整个航天队伍也提高了非常高的要求。所以我们现正在滚动进行空间站上的项目征集，不断的遴选好的项目。就是一定要让我们的空间站发挥出最好的效益出来。 

　　在退休后一直忙于青少年科普工作的潘老则表示，希望中国的空间站能更多体现创意和新想法，特别是要为中国的青少年留出一些空间和平台，让他们中间好的项目能够有机会到太空去试验。他说：“我们国家的青少年，越是年纪小越没有框框，他的很多方法都很好，以后多给他们留些资源，多给他们创造点机会。” 

　　张玉涵研究员也表示，希望中国空间站能够为人类，为科学研究做出更重大的贡献，为培养年轻人，培养青少年对空间科学，对航天的热爱和追求创造条件。他强调，这关系到我们国家航天事业可持续发展。